电商平台、出行平台、短租平台、外卖平台、旅游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平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平台经济成了中国经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发展平台经济”也在今年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平台经济，其实早已有之。农贸市场、房产中介……凡是供人们进行交易交互、匹配供给和需求的场所或机构都可视为平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线上进行撮合交易、匹配供需的成本大大降低，时空障碍也被一举克服，为平台经济造就了飞跃的机遇。我国广阔的市场、海量的供需、巨大的流量，更为平台经济提供了优质的土壤，不少“超级平台”顺势而生

对于平台经济，人们既熟悉又陌生，既欢迎又担忧。欢迎，是因为它带来了便利、实惠和发展的机会；担忧，则因这些快速长成的“巨无霸”实力雄厚、威力巨大，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平台成长为何如此神速？“超级平台”的崛起，会不会导致市场垄断、影响社会福利？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又该如何与时俱进呢？

平台为何“一飞冲天”？

既源自网络经济的自身特性，也得益于资本力量的强力推动

“1995年，全球互联网公司中市值最高的前15名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媒体和硬件或软件公司，而到2015年，前15名中有13家是平台运营商，分别从事电子商务、搜索、社交网络等。”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说，在数字时代，平台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在我国，淘宝、京东、微信、百度搜索、美团外卖等平台更是在过去10年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平台企业为何会“一飞冲天”？

一方面，它源自网络经济的自身特性。

“平台作为中介，沟通着供需两端，而它独有的‘跨边网络外部性’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滚雪球’的机制。”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举例说，电商平台可以通过促销吸引消费者，从而吸引更多供货商加入平台、让消费者更容易买到商品，如此一来，平台又会反过来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形成一种正向循环，利用这种“回振效应”，企业就可以获得迅速成长。

“平台经济具有网络规模效应，即平台内用户越多，竞争力就越强。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先行者们一点微弱的领先优势都有可能被放大，从而形成巨大的市场力量。”李勇坚表示，这就导致在平台经济运行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赢家通吃”“一家独大”。

另一方面，得益于资本力量的强力助推。

在平台经济中，企业并不像传统生产商或经销商那样直接地生产或销售商品，其营利也并不一定要依靠中介服务本身，而是可以依靠广告、数据分析、竞价排名、金融产品等渠道进行交叉补贴。相应的，对平台企业的估值更看重其网络的价值、未来的成长前景。

“网络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流量，即便它当下还不能变现，甚至还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陈永伟解释道，对流量的投资有些类似于金融领域的实物期权——当下并不确定它能否产生价值，但很可能将来会有，“要是等别人都想清楚了，说不定流量就被抢光了。大的平台企业有资金、有实力，当然要早点下手，扩展业务版图。”

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平台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过去几年间，我国大量的互联网创业项目得到了互联网巨头、专业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相关实业集团的关注乃至投资。像三大互联网巨头BAT，基本都会在最热门的领域中，选择前景广阔的平台企业进行投资。

一旦被资本选中，新兴平台就会获得充足的“粮草”，用于技术研发、业务扩张乃至补贴市场等等，估值上升后又会吸引来新一轮的融资。在这一商业逻辑下，一些平台的估值在短时间内攀升到上千亿元、实现“一飞冲天”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在拉动消费、创造就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陈永伟说。

平台一定“店大欺客”吗？

市场是开放的，用户可以“用脚投票”；竞争格局多变，平台并非“高枕无忧”

对平台经济而言，大有大的好处。

“仅仅从学理上说，某个领域的市场上如果只有一个平台，会使网络的规模效应发挥到最大。只要一切割网络，规模经济便会削减，而且大幅往下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教授黄少卿表示。

当然，大也有大的弊端。

在“超级平台”崛起的同时，人们最为忧虑的，往往正是它的“大”。有观点认为，少数“超级平台”已在各自领域内构成了垄断，并可借助垄断力量操控商家、损害消费者利益。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平台是否构成“垄断”，不仅要看市场份额、是否有支配地位，也要看其具体的行为是否得当。“超级平台”一定会“店大欺客”吗？仔细分析，其实未必。

一来，市场是开放的，选择是多元的，用户可以“用脚投票”。

“与传统商业相比，平台经济上货比三家的成本更低，消费者往往会安装多款同一功能的APP，会在不同平台上进行交易。”陈永伟认为，用户黏性不高，导致平台不敢“胡作非为”，因为一旦这样做了，消费者很容易也很方便转向其他平台。眼下，横向扩张、跨界竞争正在平台经济中越发普遍，平台间竞争也变得空前激烈。

二来，技术迭代加快，竞争格局多变，平台并非“高枕无忧”。

2016年，多年蝉联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首位的门户网站平台雅虎急速衰落、最终贱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忽视了搜索引擎这一新技术。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加速，也就决定了平台兴衰会频繁发生。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平台企业成长时会享受到“滚雪球”的红利，一旦经营不善又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快速崩塌。陈永伟举了个例子：2004年—2005年底，当时我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eBay便经历了市场份额的骤降——从72.4%一下跌至36.4%，而淘宝的份额则从7.8%迅速升至58.6%，其背后的原因就是eBay试行收费且手续繁琐，而淘宝却适时推出了解决在线交易信用痛点的支付宝。

“即便有平台‘一家独大’，只要市场准入相对容易、存在很多潜在的进入者，市场就仍处于竞争状态，让领先者有所忌惮。”在陈永伟看来，对“超级平台”的莫名恐惧其实没有必要。

如何加强平台监管？

政府部门要打造公平竞争环境、避免损害公利，企业要加强自我管理

2017年“双11”前，一些商家接到电商平台通知，只能参加一家平台的促销活动；今年三四月间，美团外卖、饿了么与新入市的滴滴外卖在无锡展开价格战，补贴前提同样是让商家“选边站队”。

同查一个航班、同住一间酒店，平台给不同用户的价格却不尽相同，有时越是熟客反而越贵。今年2月以来，类似新闻屡见报端，让不少消费者对平台的“价格歧视”心生不满。

二选一、大数据杀熟、价格战……即便平台运营要忌惮于市场法则，但作为企业，又有可能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影响市场秩序、损害用户利益。监管如何才能跟得上呢？“应该根据哪个管更有效，在政府部门和平台之间划出一条边界，明确哪些事该让平台干，哪些事该让政府部门干。”陈永伟说。

于政府部门而言，应打造公平竞争环境、避免损害公利。

“对平台的监管要聚焦其具体行为。”李勇坚认为，一些平台采取了持续创新和用户至上的战略，使其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但也有些平台利用其市场地位限制其他新进入者，甚至破坏产业创新，比如“二选一”等。对这些行为，政府部门要根据相关法律加以严管，建立利益相关方损害赔偿规则，限制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机会是重要的公共利益。”李勇坚打比方道，电子商务起步时对就业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后来对实体店等传统业态的冲击与日俱增，“对线上线下变化带来的就业增减，政府应当进行精细化的测算。如果平台扩张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带来大量失业，还是应当及时出手，调和新旧业态间的矛盾。”

于平台企业而言，也应发挥特有优势，做好自我管理。

平台贴近市场，掌握着具体信息，也拥有多种工具，在自我管理上大有可为。

“平台应该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共同制定平台规则、维护平台秩序。”陈永伟举例说，过去阿里巴巴想解决假货问题，但做货品鉴定工作不仅需要大量人手，还需要专业知识，效果一直不佳。后来，淘宝创立了由资深买家和卖家组成的“大众评审团”，共同参与校验规则的合理性、处理维权纠纷、判定违规商品等，“具体的商户和消费者对交易情况更加了解，因此他们做出的判断也往往更为准确、更能被当事人认同。”

未来，平台经济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与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