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GE金融集团 IT供应商管理总监 朱叶青 

文/本刊记者

作为全球IT外包产业最重要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GE公司对这一产业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未来发展走向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判断。负责GE金融集团IT服务供应商管理的朱叶青先生在访问中，以全球化的产业视角为我们分析了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中国软件企业走技术创新发展道路的愿望虽然可贵，但更需要立足国情和产业现实，在外包服务中不断积累成长...

记者：作为一家著名的跨国企业，首先请您介绍一下GE公司进行IT外包的情况，以及外包对公司经营的意义？

朱叶青：从全球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看，GE公司是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跨国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尝试发展软件外包业务。GE公司的软件外包起步于印度，主要契机是当年杰克.韦尔奇第一次访问印度时发现，那里的技术人才丰富，人力成本低廉，同时印度技术人员还有很好的英语交流能力。杰克.韦尔奇认为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可以为公司发展带来商机。

开展外包业务的最初阶段，GE在印度成立了自己的独资公司，众所周知著名的软件外包企业简柏特原是GE在印度的全资子公司。后来GE公司出于集中发展核心业务的考虑，同时也为了让简柏特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在2005年将简柏特出售。

在90年代初期，GE与第一批四家印度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TATA、Wipro，这些公司现在都成了世界知名的软件外包企业。2001年GE将软件外包业务扩展到中国内地。当时在大连市政府的撮合下，GE与两家大连软件企业海辉和华信建立了合作关系。2003年，GE又与神州数码合资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专业从事软件外包业务。目前，GE在全球范围内共有12家软件外包合作伙伴，其中8家印度公司，3家中国公司以及1家墨西哥公司。毫不夸张地说，GE在印度以至全球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开拓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印度软件外包业的人士曾评价说：“如果没有GE的积极推动，印度软件外包产业也许还要在泥泞中挣扎很多年”。

从企业经营上说，外包对于GE的意义首先是节约成本；其次使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一般说来，非IT类企业自己的IT Team往往是投入大，成效慢。同时由于IT技术的发展更新速度极快，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内部的IT技术人员很难跟上技术的发展趋势，这不利于企业的IT人员的职业稳定和发展提高，同时增加了公司的经营风险，而IT外包则能够很好地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请您谈谈GE金融公司在国内开展外包业务的基本情况，公司本土化IT服务的需求情况和解决方式？公司未来IT服务需求的预期？

朱叶青：事实上，GE公司的全球软件外包业务都是统一管理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本土和海外市场的分别。GE向任何一个合作伙伴开放其在全球各地的IT外包业务，目前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所承接的也主要是国际业务。在GE的具体发包项目中，其中必须要由本土公司完成的工作并不多，只有一些涉及到各国政府相关政策和一些有特殊语言要求的项目，我们才会考虑找本地公司和我们的认证供应商合作完成。

未来随着GE在中国业务的开展，中国本地的业务需求肯定会不断增加，这也是我们较早进入中国市场发展外包业务的原因之一。中国内地的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包行业的日益成熟而迅速膨胀，近年来全球领先的软件外包企业都已注意到中国外包的巨大发展潜力，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希望能抢占有利地形，这也是中国本土IT供应面临的契机与挑战。

记者：您是负责GE金融IT供应商管理工作的，请您介绍一下在选择软件服务外包地和外包企业时的评估标准？

朱叶青：GE公司从事软件外包业务已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因而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评估标准和体系。现在GE每三年会对认证企业进行重新审核和认证。虽然GE的发包量很大，但相比其它的发包企业，GE公司的合作伙伴数量很少只有12家，同时我们选择和认证的这些外包企业可以说都是业内最优秀的。

GE认证考察外包合作伙伴的标准包括：1、质量控制，包括企业的项目管理能力和质量体系建设情况，企业通过专业认证评估的情况，如CMM认证等等；2、信息安全，GE每年都制订相关的信息安全手册提供给所有合作伙伴，同时GE会要求我们的供应商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主要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按照GE的信息安全标准进行监督评审；，然后我们对所有的合作伙伴进行评分定级；3、企业基础设施和业务发展情况；4、企业的人员情况，这包括管理层的经营理念，也包括员工的培训和管理。我们对服务提供商人员流失率的情况非常关注，不仅是为GE提供服务的团队，也包括公司的整体员工队伍。我们认为强大的企业凝聚力、稳定的技术团队是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保证；5、项目管理，在进行服务提供商认证时，GE内部有专门团队负责考察这些企业，重点是项目能力和管理水平。；6、全球化服务能力，企业需要具有全球发展的眼光，有全球化支持服务体系。我们称之为”“Follow The Sun””对GE这种跨国企业来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服务支持是很重要的，企业要能够及时响应我们的需求并具备强大的前端服务支持能力。综上所述，GE需要找到那些有强大服务能力，有良好服务质量，并有长远发展前景的合作伙伴。

记者：一般认为中国软件外包的优势在日本、韩国市场和本土市场，在欧美市场则竞争力不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朱叶青：准确地说，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不是在欧美市场竞争力不足，而是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力不足。这主要与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历史相关。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被动发展过程——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客户推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韩国企业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原因选择了中国作为接包地，当时中国IT服务能力尽管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几乎是日本企业唯一的选择；其次日本发包项目往往需求详尽细致，对于供应商对其业务的整体理解能力要求相对较低；同时，日本企业看重长期合作的商业理念，使中国外包企业的业务来源较为稳定，但是这些因素从另一方面限制了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成长。

如果放眼全球外包产业，占据世界近九成份额的欧美市场，是一个竞争激烈、高度商业化的市场，对企业能力的要求很高，没有强大的竞争能力是无法立足的。中国在语言、文化方面与印度相比处于劣势，产业发展时间又比较短，因此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差距很大。

在国内我们可能夸大了中国外包企业的能力，如果以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和印度目前而言还不在一个竞争层面上。认为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与印度企业同台较量，是过分乐观了，我们必须正视差距。我认为，目前印度外包企业进入中国，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长远发展是件好事，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学习国际一流外包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这将帮助中国企业更快速地成长。一方面可以解决大批IT人才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的软件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高端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软件外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面对的挑战有哪些？

朱叶青：我认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首先是企业经营理念上的问题，很多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总希望把自己定位成联想、微软那样的原创型技术企业，当然这可能跟政府的一些政策和舆论导向也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大多数外包企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业务量为导向的IT加工型企业，就如同IT制造业中的富士康。软件外包企业，其实就是软件加工厂，印度、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基础是数量巨大的中低端技术人才资源和价格优势。企业高层的理念会决定企业的发展走向。国内在发展软件外包产业上还存在争论，很多专家仍然主张发展自主技术和产品。发展自主技术和产品固然好，但那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和长时间的研发。外包则是用别人的钱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人才，何乐而不为呢？其实，这原本是不矛盾的两个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异彩纷呈的繁荣事局面，何必要局限于一种发展模式呢？对外包企业经营而言，更多是依靠服务，而不是原创技术。通过做外包形成了技术积累、人才积累和管理模式的完善，企业才有自主创新的基础。这个发展过程同家电、PC和通讯产品是一样的。况且在各产业当中，创新企业总是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大多数企业是服务型的，国内外包行业的领导者对此需要有更深的理解。

其次，中国软件技术人才的能力还存在差距，大量新毕业的学生实际能力不足。表面看人才供应充足，很多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IT人才供应量是印度的10倍。可当你真正想建立一个项目团队时，经常会感到可用的人才是如此匮乏，团队组建周期往往很长。同时，语言能力不足，项目管理能力欠缺将是中国软件人才长期存在的缺陷。

第三，中国外包企业过多强调了IT技术开发方面的能力，他们会对客户谈论.net、java这些技术问题，但是大多数发包商更重视外包企业在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积累，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外包企业专业能力的不足，在人才组织和员工培训方面也存在问题，相比之下印度企业更重视有行业经验的人才储备。

另外，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缺少如同印度Nasscom那样的协会组织推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多头管理容易造成职责不清，当外国投资者或公司想了解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情况，寻找合作伙伴或投资机会时往往会感到非常迷惑，这与通常的国际商业习惯很不相同。从国外的经验看，一个专职管理机构对产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您说过“中国要学习印度的做法，同时要建立不同于印度的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模式”，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观点。

朱叶青：中国与印度外包产业的发展历史不同，印度的软件外包发展遇到了非常好的机会。当年全球软件外包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发包商别无选择，包括GE、花旗等公司都来到印度，为了培养合格的当地软件外包合作伙伴，这些跨国公司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不仅为印度带来技术、资金，并为印度技术人员提供培训，这些工作给印度软件外包产业的日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千年虫”的历史性机遇更是催化了原本发展缓慢的印度软件外包产业。

中国软件外包的起步由于主要依靠承接日本、韩国业务发展而来，业务规模有限，现在要加入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竞争，需要面对众多国际知名的竞争对手。期待欧美发包商象当年扶植印度外包公司那样为中国企业提供扶持、帮助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企业只能依靠自已的力量去发展，当年印度软件外包那样的好时机已不可能再出现。现实情况决定中国必须要走与印度不同的产业发展道路。

记者：从全球外包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前景如何？您有哪些建议？

朱叶青：我认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前景很好，中国拥有大量的技术人员，国家对服务外包产业非常重视，政策支持力度大，同时中国目前的产业由生产型转向服务型的大趋势也对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提出新的要求。但现实情况中，我们发现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2006年GE曾提出到2009年将公司外包业务的20%放到中国，但目前看来我们仍离这一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认为，除印度之外中国是全球软件发包商的最佳选择，但东欧、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在大力发展软件外包，外包产业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发展软件外包不是在各地建几个软件园那么简单，特别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在今后两、三年中给中国外包企业带来极大挑战。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新《劳动法》的出台也对中国软件外包产生巨大影响。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中国外包企业需要进一步降低成本，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扩大业务承接规模，形成软件加工厂的生产模式。

中国企业除了要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外，还要不断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学习国际商业规范，逐步加入全球外包市场的竞争，中国软件外包要成长出世界级的企业必须面向欧美市场来发展。

中国的各级政府机构在推动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时，需要有协调统一的方式，注意树立统一的品牌和形象，同时要适当对本土的企业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地方政府有发展软件外包的热情，但在决策中要注意依据真实的数据、听取可靠的意见，特别是在采纳国外咨询机构的意见时，要善于分辨对方意见的合理性。现在虽然国内各种服务外包论坛、会议、研讨会很多，但我认为很多所谓的产业发展建议并不成熟，有些意见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有些会议简直就是我们搭台，给别人唱戏。我们的竞争对手国家公然在台上指责中国市场如何如何不好、不完善等等，许多观点完全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臆断。但是，地方政府只是搭这么个台就完事大吉，丝毫不考虑其后果。这样的会议不如不开。

最后，我认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如果要快速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植是分不开的。比如，印度总理曾经在美国国会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MAKE IT IN INDIA”。这其中“it”又寓意为“IT”，双重含义，一箭双雕。为印度IT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中国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历来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支持分不开。所以，希望国家能尽早把发展服务外包行业提上日程，为中国改变单一的劳动密集型输出，发展出服务密集型、智能密集型等多项输出铺平道路。

当前全球经济正遭遇严峻的金融风暴，如何有效的降低成本是所有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必将推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外包战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外包企业的一次历史机遇，也许通过政府和行业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把全球经济的寒冬变成中国IT外包行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