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对新京智库表示，俄乌冲突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要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并且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尤其是新的形势下，更要通过创新驱动，继续塑造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竞争力水平。

“但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封闭起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新京智库说，而是要在全球开放的背景下去实现。毕竟，现在知识和经济一样存在分工，一个国家不可能什么都自己研制出来，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造出来。

在具有天然国际竞争态势的数字经济时代，要保持我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我们又该如何增强科技自主？新京报采访了相关专家来试图解答增强我国科技自主需要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持续加强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问题，这在很多专家学者看来都是一个首先需要补齐的“短板”。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告诉新京智库，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显示出一定的先发优势，不过应该意识到，这种优势不一定能长期保持下去。有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增速已经放缓。现在看来，我们国家容易被人“卡脖子”主要是在数字技术基础方面，比如芯片、基础软件等。

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有关。2021年10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公开表示，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投入不足。

新京智库梳理发现，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03年的87.7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1467亿元，年均增速高达87.37%。虽然从投入规模来看增长很快，但投入强度仍然比较低。以2020年为例，基础研究经费仍只有当年GDP的0.14%。而全球主要创新国家的该项投入水平是在0.4%-0.7%。

作为创新国家的代表，美国还在进一步提升其相关投入。2022年2月，一份2400页的《确保美国科学技术全球领先法案（2021年）》（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与其他相关提案合并成《美国竞争法案》获得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后者包括一系列条款，其中520亿美元用于芯片制造，450亿美元用于改善关键产品的供应链，1600亿美元用于科研和创新。

这被认为将确保美国在制造业、创新和经济实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能够在竞争中胜过任何国家。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刘小平对新京智库表示，美国在基础研究改革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美国现阶段采取的科技封锁政策也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阻碍。因此，我们需加快落实发展基础研究的政策。

实证研究也能证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叶菁菁团队通过爬虫抓取从1997年至2016年所有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相关信息，最后样本涵盖1997—2009年168个城市7类学科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金额和与之对应的高校专利、校企专利以及企业专利的申请数和被引用数，样本量为3312份。

叶菁菁告诉新京智库，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城市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总量每增加10%，该城市对应技术领域的申请专利总数随之增加1.2%，相对应技术领域的专利被引用数量增加1.49%。

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专利数量和引用量的增加说明基础研究投入不仅有利于促进更多的实质创新，同时也提升了创新的质量。由此可见，“基础研究是重大技术创新的基础，其最大效益是通过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并经过长期演进，形成高质量的专利技术，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叶菁菁说。

具体而言，数学学科是一门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加强研究投入的学科。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则认为，数学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不仅为人工智能提供新的模型、算法和正确性依据，也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性提供支持平台。数学与AI领域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过模型弥补数据的不足，通过数据优化模型。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和基于模型的数学方法，只有这二者结合，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刘小平认为，基于物理学在发展量子信息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应继续发挥物理学在该领域的支撑作用，继续发展天文学与天体物理、粒子物理和光学等优势学科的已有学术影响力，同时加强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和光学物理与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发展这两个学科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发挥企业的示范作用

在诸多专家看来，下一步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研发，尤其是基础研发中的示范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王炼撰文表示，企业已成为我国科研活动的绝对主体，但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导致企业难以有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也无法更多地掌握关键技术和技术创新活动。企业基础研究薄弱，致使企业难以获得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积累，难以提高吸收能力，也不利于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刚告诉新京智库，应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设立专项资金，加快推动具有应用场景的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

刘刚还介绍，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美国创新体系一个重要特色。这种主体地位有两重含义：企业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且是创新决策和投资的主体。从美国企事业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看，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资金基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平均占总企事业R&D的10%；而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占总企事业R&D的80%，接近联邦政府的8倍之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军亦表示，企业是市场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供给主体，是促进科技创新的攻坚力量。应调动各类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真正使其在创新中发挥主体带动作用，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

王军建议，要运用市场化机制鼓励企业创新，引领企业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研发力度。比如，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健全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完善金融机构投资监管体制。重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将R&D经费更多投向中小微企业。“通过税收优惠、资金补助等措施激励各类企业和资本投入基础研究领域，形成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民间企业等多元共同创新的模式，激活创新活力”。

王炼亦认为，政府部门需完善现有政策体系，酌情通过税收信贷等手段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活动，同时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产出高质量的科学技术成果。

破除人才流动“中梗阻”

专家也表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有数字经济发展时代下的相关人才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相关核心产业既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但也意味着人才缺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陈煜波认为：“如何吸引和培养新阶段所需要的人才，是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

2016年12月，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2025年，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就将创造就业岗位2000万人，但人才缺口也将高达950万人。

面对这种形势，仅仅靠目前国内的教育还是难以培养出与之相匹配的人才规模。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程撰文表示，我们还需要准确把握全球人才竞争的新态势，大力探索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双重冲击下全球引才新路径。比如强化源头引进，着重引进国际顶尖大学资源；破除人才流动“中梗阻”；率先创设“求职签证”，就地引进优秀的外国理工科博士、博士后；对标国际与市场规则。

对于数字经济相关人才的争抢，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在出台措施。2022年2月23日，中国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立法会上做出的书面答复称，为便利人才来港，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快速处理涉及输入非本地人才来港从事研发工作的申请，当中涵盖13个科技范畴，例如金融科技、5G通讯等。杰出创科学人计划则加大力度资助大学吸引国际知名的创科学者和其团队来港参与教研工作。香港特区政府亦会进一步增加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年度配额，并探讨扩展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至涵盖本港大学在大湾区所设分校。

刘尚希亦建议，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好的体制机制，以激发数字经济人才的创造性，并且能更好地把研发成果市场化，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尤其是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尤其是在科技体制方面改革的紧迫感。”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