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而十八大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以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等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重，成为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热点”。

然而，数字经济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毕竟是与传统经济不一样的新经济。那么，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关关口，要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国信息界》记者特别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他还担任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秘书处秘书长、国家大数据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相关职务，是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家，也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作为主要执笔人，他曾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多部文件研究起草。他的见解能为读者答疑解惑。

从概念上讲，一般来说，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经济阶段，它是以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包容、创新、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简言之，对于数字经济而言，数据是要素，网络是载体，融合转型是动力。这种概念解释比较学术化，相对严谨一些。

我个人认为，也可以把十九大提出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产生的经济简单理解为数字经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渗透力、融合力强，可以覆盖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层面，形成新经济形态，其增量即“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用比特价值网络调用原子货物运输和交易创造的新的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不是划分行业的标准，而是新时代新经济的显著特征。

从范畴上讲，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其中数字产业化基本上就是信息产业的增加值，主要包括基础电信、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互联网产业。产业数字化包括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的贡献，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因此，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和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

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从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战略开始，到2017年“数字经济”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经济在中国成为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的经济活动。

这些年，在一系列的政策引导下，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正在重构产业生态新格局。中国的数字经济在多个方面实现了从落后到超越，诸多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跃升。在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产业、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已经逐步形成数字经济中国模式，如BAT和华为等企业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核心技术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国主要运营商的综合竞争实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实现了从模仿和跟随到并跑乃至超越的巨大进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重要的品牌和新的竞争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拥有最活跃的数字投资和创业生态系统的国家之一，在虚拟现实、自动驾驶车辆、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AI)等主要数字技术领域，中国的风险投资额位居世界前三 ，一批互联网企业已进入世界前列。在全球262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企业，且这些中国企业的价值占据全球独角兽企业总价值的43%。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蚂蚁金服、小米、京东、滴滴出行等7家企业位居全球互联网企业20强，开始主导新兴经济体的互联网市场，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正在赢得外界认可。

在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变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器。制造业领域的巨头企业，正在基于网络再造公司，通过建立平台生态系统，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拓展新时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例如，海尔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企业全系统、全流程，实施互联工厂，大幅提升整体效率，产品开发周期缩短20%以上，交货周期缩短一半以上。数字经济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产销精准对接，为农民提供了科学的决策支持。

在模式方面，数字经济成为服务业新模式的孵化器。各种数字经济创新应用在交通出行、商旅住宿、快递物流等领域蓬勃发展，并逐渐向知识内容、文化创意等领域拓展，不断向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各种电商平台、社交网络、自媒体等逐渐成为营销渠道，不断满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

另外，数字经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电子商务经历了成绩斐然的十年，移动支付成为了全球主要力量。电子商务交易额从2011年的6万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速近34%，网上零售额从2011年的不足0.8万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5.1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50%。

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认为主要面临两个短板和两个瓶颈。

第一个短板：数字化基础薄弱，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西方国家完成以蒸汽、电力、生物科技为代表的工业化过程花了200多年时间，而中国在经历全球最长时间、最繁荣发达的农耕文明之后，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不过短短100余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全完成工业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产业化水平较低，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能不高，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十分薄弱。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脚步已经迈入信息时代，但身体还停留在工业时代，大脑和思维甚至还停留在农业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明显。要想全面发展数字经济，工业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仍然是必须补齐的短板。另外，中国传统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相应的数字化人才、知识、技术、资本、市场环境等还不健全，如制造业领域就缺少工业互联网云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支撑和有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困难重重。

第二个短板：认识和准备不足，数字化转型挑战重重。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对这种必然趋势的认识和准备不足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隐患。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明显，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和信息技能水平依然不高。在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今天，还存在大量官员、企业家和老百姓并没有深刻认识数字化转型大趋势、大变革的规律和特点，还在沿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思维来看待新世界、解决新问题。当前数字化转型动力多数源于外部压力，包括服务对象、合作伙伴或上级要求等，缺乏内生动力，数字化转型缺少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理念和认识的不足，会影响战略决策，制约体制机制创新；知识和技能的不足，会影响具体行动，延缓转型发展步伐。另外，数字化转型准备不足还体现在区域、行业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上，这会导致分享数字红利的不均衡，增加经济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难度。还有，我国数字经济领域人才缺口大，现有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输出的人才资源不足以支撑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化转型需要人才队伍转型配合和支撑。

第一个瓶颈：基础研发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数字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典型代表，人才和技术是决定性的关键资源。中国信息产业历经30多年的发展，许多产品和服务网络规模全球领先，但在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系统软件、算法和模型等基础核心领域依然受制于人，信息产业大而不强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究其原因，就是人才和技术始终与全球顶尖水平存在差距。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外部性，边际成本很低，竞争优势建立在最顶尖的技术、最领先的模式、最系统和专业的资源之上。模式是容易复制的，但关键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换不来的，所以归根结底关键仍然是技术。目前，基础软硬件大量依赖进口为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我国数字技术基础研究领域短板比较明显。数字技术基础研发领域领军人才的缺乏让短期内容取得技术突破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第二个瓶颈：法规标准建设滞后，数据要素潜力难释放。数据是驱动数字经济的新型要素资源，但目前数据难以释放其价值，究其原因：一是数据采集汇聚不够，数据质量不高，许多重要行业领域数字化程度不高，规范、及时、有效地数据获取难度大；二是数据资源流通和优化配置程度低，公共部门数据共享开放和数据市场交易流通还在摸索和起步阶段，数据要素潜力没有充分释放；三是数据立法和标准建设滞后，数据权属和数据相关行为缺少法制规范，制约了政府和企业大规模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四是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薄弱，已经汇聚的大量数据还难以充分整合利用。我们正在面临从一个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的历史性命题，数据要素潜力亟待充分释放。

发展数字经济关系到全体人民生产生活，涉及思想观念、知识技能、法规政策、技术和人才、就业和社保、公共服务、网络和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有全局观、世界观，处理好五大主要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前提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数字经济要充分激活市场机制有效作用，激发专业人才、数字资源、专利和知识等新型要素活力与潜力，鼓励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活动。政府要加速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发挥产业引导、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作用，超前研究和布局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平台、战略性新产业，制定数字资源法规标准，鼓励基础研发和人才培养。另外，政府要致力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提供科学、人性、高效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

二是处理好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系。数字经济是全球化经济。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在竞争和协作中互促共进，谋求有利发展位势。首先要巩固和发挥好国内市场规模大、应用创新蓬勃、人力资源丰富、资金充裕和政策宽松等系列优势，鼓励和扶持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平台、大企业、前瞻性技术和应用模式发展，培育提炼具有示范作用的数字经济中国模式；其次，要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第三，要主动参与和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既有的价值链体系和利益格局下，进一步强化互利共赢的长期协作关系，优化数字经济全球分工体系，在技术、产业、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与协作。

三是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牵引关系。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市场牵引的关系。在技术方面，目前，我国数字技术基础研究、成果市场化转化水平还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有所差距。未来，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必须强化市场化成果转化，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通道；在模式方面，数字经济十分依赖模式创新，市场牵引具有决定性作用。数字经济领域商业模式创新必须更多关注、更好地利用自主研发创新成果。长远谋划，在实验室和市场之间建立更加高效和紧密的协作关系，将市场的鲜活、个性化需求搬进实验室，为研发活动提供精准的应用牵引。

四是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关系。我们要把握信息化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利用信息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主要的。同时，构建完备的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必须的，是保障发展过程、保护发展成果的前提，推进分级分类实施低成本、高效益、高可靠性的安全策略，构建保障有力的网络和信息安全组织和队伍是重大的战略需求。

五是处理好四化同步协调关系。首先，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动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转型；其次，要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数字时代的产城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要发挥信息化牵引作用，通过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夯实产业基础，通过新型城镇化提供空间环境和人才等资源保障，共同促进国家稳步、协调、持续转型。